安宁河谷北段的坝子

我的母亲通过熟人找到了一辆开往渡口的大货车，司机姓彭。

母亲对外公说，去渡口的车往回都是拉货，好不容易碰上一回拉人的车子，我们得赶紧走。

为了赶上去渡口的车，天还没亮，我们就动身了。外公背着我，母亲背着包包裹裹，我背着外婆村上的火生用过的一个书包，里面装着城关镇的姐姐念过的几本书。我在外公的背上睡着了，醒来才发现天已经大亮。

外公把我们送到了。我们在邛崃上车，坐上大货车去寻找我的父亲，我们要去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

上车的地方是一个大院，有许多解放牌大汽车，满地都是难闻的汽油味儿。

外公说:“朵朵，去爸爸那里好生念书哇。”

外公伸出棉衣的袖子擦眼睛。

解放牌大汽车上铺着席子，让人们坐。许多人也同我们一样，带着包包裹裹。有一个妇女同母亲一样，拖着孩子。

大货车在崇山峻岭中行驶，山两边就是悬崖，一层又一层，没完没了，犹如海中的波浪。我在车上摇晃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遥远的冕宁县一家川剧团里放幻灯。

那个时候，成昆铁路还没有通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能坐汽车，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解放牌大货车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作渡口的城市。那里有一个“三线”项目正在建设。去往渡口的路径为成都—邛崃—名山—雅安—泥巴山—九襄—汉源—石棉—拖乌山—冕宁—巨龙—泸沽—礼州—西昌—德昌—米易—渡口。有五个省市的汽车运输公司车队在成都和渡口之间来回跑，被称为五大公司，它们分别是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北京的车号是1，辽宁是2，山东是3，另外两个记不清了。母亲大概是寻到了一辆车号为3的解放牌货车，我也不确定。

我们离要去的地方泸沽有506公里。成都到雅安150公里，雅安到泸沽356公里。这些数字构成了母亲离开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的距离。

那是一个一生中走过最遥远路途的冬天。我们在通往泥巴山的道路上走走停停。泥巴山曾是108国道的死亡区，在成昆铁路还没有通车前，108国道中段的泥巴山上不知道翻下多少车辆，冬天这里的道路上结满了冰，夏天暴雨造成的塌方更是让道路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我后来认识的亲密的人，为了生计在这条国道上奔波，然后翻车，死在了这里。

一座山紧紧贴着另一座山，再一座山，又紧跟着贴过去。

我在汽车上晃动，随我晃动的还有年轻的母亲。她忧心忡忡，脸色苍白，因为路途的疲惫，她的两根长辫披散成一头蓬松的乱发。我们在汉源一家旅馆歇息。我饿极了。吃完面条，我的嘴唇糊上了厚厚的一层羊油。我想跟母亲说话，但羊油沉重地糊往了我的嘴巴。

我醒来又睡着，睡着又醒来。我在一座又一座的大山深处翻身，河流时而在我身体左侧，时而在我的身体的右侧。我在繁星下醒来，也在晴朗的天空下醒来。

母亲身后的那个世界，那个一望无际的平原中叫作崇庆的地方。

在离开它之前，我们住在崇庆县的城关镇。城关镇隔壁是崇庆县文化馆，它在崇庆县人民公园内，公园的前身是罨画池，是一座唐代的衙署园林，陆游在蜀州任官时就住在罨画池，他离开后，还写下了“小阁东头罨画池，秋来长是忆幽期”的诗句。园中花木缤纷，湖池、楼桥亭阁、梅园、花径已成胜景。这些东西滋养了陆游的生命，让他在此地心灵得到了休养。这么说吧，我和陆游曾在那里同住，我们是“邻居”。

在离开崇庆之前，我身穿一条小花裙，将双手背在身后，站在罨画池一扇品字形的门前留下了一张照片，留下我在那里生活过的痕迹。

这些是我离开崇庆之前的记忆的一部分。我是想说，在我离开崇庆之前，有这样的人给我的精神垫底，只是我丝毫没有察觉。

城关镇临公园那面围墙周围栽有许多柑子树，它们也给撬杆（四川方言称小偷为“撬杆”）留下了藏身之地。一天夜里，我要起夜，母亲拉开电灯，发现有一扇窗户敞开了一条缝，一支竹竿从窗外伸进来，一端搭在房间内的木椅上，原来这只竹竿的目标是我们入睡时脱下的衣裳。母亲被眼前的这支竹竿吓到，惊慌地大声呼喊起来:

“有撬杆……有撬杆……”

外公家在乡下，那里有一丛丛的竹林，也有成群结队的狗。有一次我和外公走在乡村的田埂上，迎面碰到一大群狗对着我们“汪汪”狂叫，我吓得大哭，外公喝退了狗，把我扛在肩上，我才止住了哭声。乡下的夜晚没有电灯，外婆用洋火点燃麻秆在前面引路，我则牵着外婆的围裙跨过高高的门槛儿走进外婆睡觉的房间。麻秆噼里啪啦地燃烧着，在火光照亮屋子一角的同时，我们被更多更深的黑暗包围，我催促外婆快点“熄灯”。这是我最早的对于光明的记忆，也是对外婆的全部记忆。

在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离开了崇庆，也永远地离开了外婆。后来我们大概回去过两次，外婆也来过冕宁带妹妹，但那段记忆对我来说不是斑驳的，而是完全的空白。只有在一张全家福中可以找到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影子。

照片中，外婆显得格外不同。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张照片，这就是我亲爱的外婆，我实在是过早地离开了她的怀抱，所以我只能在成年的记忆中想念她，只能在记忆里一遍又一遍地想象她，却忘记了她的怀抱是如何的温暖了。

我在城关镇才学会使用筷子，那时我特别想吃肉，而母亲要求我必须用筷子才能吃到。她不帮我，也不同情我，我没办法，情急之下就学会用筷子了。但是在城关镇，最可怕的事情是小孩子的肚子里面会长许多蛔虫，有一次，大概是蛔虫从我的屁股后面钻出来了，一个大人拿把火钳追着我跑，我像只被踩到尾巴的猫惊惶地四处乱跑，结果，一根细长的蛔虫从我屁股后头被扯出来，真是让我吓破了胆。

在离开城关镇之前，我受过伤。一个小男孩用一块碎瓷碗的碗底狠狠地砸向我，砸得我眉骨流血了。我坐在门槛上号哭，隔壁的姐姐不停地用一张雪白的手帕给我擦拭流出来的血，直到母亲骑着自行车从乡下回来。那一次让我的眉梢处留下一个永久的疤痕。

带着这一切朦朦胧胧的记忆，我成了远行的主角。幼年的时光终将成为尘埃，遗落在大峡谷的另一端。对于这些幼年的记忆，尽管它们残缺不全，但是它们的存在使一条时光隧道得以打通，由此可以让我回到过去，回到那次远行之前的短暂时光。

关于母亲身后的那个世界的记忆断断续续，因为母亲每一次叙述，只告诉我一些记忆的片段，它们幽深而隐秘，我只能用倾听去触摸，用想象去缝补，仍然没有洞悉它们的全部。

现在，它们需要一些关键的片段来加以缀补。比如，母亲是城关镇的干部，也是县里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比如父亲，她要投奔的那个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他们的相爱受到了很多阻挠。

我无法猜想一个县里重点培养的干部，一个学生会主席出身的女青年，怎么就死心塌地爱上了那个年代里最不得志的男青年。这个男青年面目清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画一些毫无用处的画，只会给川剧团放幻灯。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相识、相爱？这个青年画家勾搭上了县里重点培养的女干部，被组织叫去谈话，但他顽固不化，被县文化馆开除，失去了工作，然后经人介绍，才到千里之外的川剧团谋到一份差事，得以生活下去。

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父亲生在成都，长在崇庆。在八岁的时候，他就永远地失去了他最爱的妈妈，从此他的人生也变得坎坷，充满了痛苦。

我的爷爷游手好闲，后来续弦了几次，直到把家产败光。爷爷还是崇庆县的地下党人，据说崇庆县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后，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受到牵连，曾经被组织上怀疑是叛徒，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平反。他跟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几乎没有来往。但是平反的那一年，他来冕宁县找到了我们，同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

爷爷的一生，给我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团。

父亲十三岁就在社会上混，没有娘的孩子，名声自然不好。他自小很有绘画天赋，一直靠为别人写字、画画为生，那时他经常泡在茶馆，自有人会来找他写字、画画，当然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他常常是穷困潦倒的。再后来，他靠朋友的接济，在广汉一所师范学校读完了书，后来到崇庆县文化馆工作。正是在那时，他遇见了我的母亲。

我睁开双眼的时候，一个四面是山，中间是坝子的县城出现在我的眼前。寒冷将这个县城笼罩，后来我回忆这个县城的细枝末节时，出现的只有冬天的景象。

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身体还止不住摇晃。夜晚我睡在父亲母亲的床上的时候，我的身体仍然在摇晃，这个摇晃的状态持续好几天后才消失。

 

县城

冕宁县城背靠横断山，位于安宁河谷的北部，是安宁河冲积出来的一块盆地，地理学上叫冲积扇，当地人叫坝子。安宁河从坝子的东部边缘自北向南绕城流过。河谷里宽敞的风，从空旷的河谷坝子横扫而过，让这里的冬天充满了凛冽的气息。坝子，装下了刚刚到来的整个冬天。

从车上下来的一瞬间，我看见我的手被冻裂了。从那以后，我的手指每年冬天都会生出冻疮。

路上的行人穿着羊皮做的褂子，褂子毛朝里，皮朝外，他们背着背篼，推着鸡公车，车上是一个巨大的竹筐，里面装着白胖的大萝卜。鸡公车来了一辆又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地响。他们嘴里呼出白气，像是冒烟似的。

街边散落着另外一群人，使冕宁县城充满了特别的气质。他们三五成群聚在街沿，成年的男子或光着头，或头顶的中间扎着一束头发，缠着一层厚厚的黑头帕，头帕中央是一根长长的头结。他们披着沉重阔大的衣袍，下身穿着钴蓝色的肥大的裤子，或坐或躺，平静又庄重地交谈。他们中间的一个男子这个时候举起一只瓶子对着嘴巴，像在吹冲锋号，一会儿，他将瓶子传到另一个人手中，那一个人，又像刚才的男子一样，吹一下冲锋号，又歇一下，再吹一下。

这是我在来到冕宁县城之后见到的与我们的穿着、生活习惯和语言完全不一样的人群，他们是彝族同胞。

直到这里，我的回忆仍然是没有头绪的。我没有告诉读者，母亲舍弃她的大好前程来到这个边远县城的不易。父亲和母亲后来生活在这样一个彝汉杂居的县城，意味着什么？他们离身后的崇庆县越来越远，而生命里的喜怒哀乐、荣辱成败，也离他们的出生地越来越远。

当母亲带着年幼的我站在离冕宁县城不远的解放桥上的时候，母亲远远地凝视着穿桥而过的安宁河，她知道，一个全新的家已经离她不远了。

解放桥，是二十世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变革的产物。解放，意味着属于凉山冕宁的漫长血腥历史告一段落。如今，这里生活着明朝洪武年间以屯兵的方式落户于此的汉族人的后裔，也生活着几千年前就聚居此地的古老少数民族的后裔。

我的母亲站在解放桥往北望去，新家对她的吸引力，肯定超过了桥边满坡的野花。一条河从北面的山坡奔流而下，它的河床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它们一定是在雨季的时候，随着猛涨的河水顺流而下的，这些石头成为县城周围的居民建房、筑路、垒桥的材料。河水经过村畔，向南，再向西，一路蜿蜒进入金沙江。

一个背着娃娃的小孩子从街道上走过，一边看着米糕铺子，一边走神。她的脸上有一团红晕，红晕上开着裂口，被风吹干了，结成了一层厚厚的痂，痂上还有一丝丝黑色裂痕。娃娃在她身上熟睡着，脑袋从布背边沿耷拉下来，随着她的步态左晃一下，又右晃一下，但她并没有察觉到这一切。她呆呆地看着米糕店热热烫烫的米糕,，咽着口水。

偶尔也有自行车穿城而过。担着水的壮汉从街道的一扇大门出来,，迎面碰上一群拖着鼻涕的男娃嬉闹着与他擦身而过，担上的两只木桶摇晃起来，溅到路人身上。壮汉嘴里便骂道:

“小杂种，还不快去上学，一群白火石！”

冕宁县城就是这样的一座小城。它小得只有两条街，从北门到南门是一条长长的街，从东门到西门是一条长长的街，中间有一个十字路口，它叫钟鼓楼，却没有楼，只是一个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又将两条街分成四条街，分别叫东街、西街、南街、北街。

北街上有国营的三八食堂，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去那里买过甜锅盔，八分钱一个。三八食堂门前偶尔有小贩在那里卖熟肉，肉切成小块，用海椒、花椒等拌了，论斤两卖。

三八食堂的隔壁是铁匠铺，铁匠铺不打铁，只做些铁制的日常用品。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拥有了一只自己的小水桶，就是铁匠铺做的。

再往前走，就是县城小学的路口，再过去是邮电局。北街有座毛主席语录塔，语录塔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历史动力。”从语录塔过小彭，有一座桥叫解放桥，不远处是马尿河。

北街正对面是一座山，山下有坝子叫北山坝，北山坝所在那座山，当地人叫和尚冲。冕宁人一天的心情，由和尚冲上方的云雾决定，当和尚冲的上方出现乌云的时候，就意味着小小的县城即将迎来一场暴雨。

南街当头是一家国营商店，再过去是茶馆。当我长大一点后，我会每天出入那里，去打一壶开水。茶馆里面有一间黑暗的锅炉房，那里在烧开水，小水壶一分钱一壶，大水壶两分钱一壶。茶馆隔壁是国营理发店，我上高中的时候还去那里理过发，理一种三七分的山口百惠那样的时髦短发。茶馆对面有一家小铺子，小铺子门前有一个画围裙的老婆婆，用竹棍蘸着白色的颜料画各种花纹图案，冕宁县妇女们背孩子的布背背、腰间的围裙上的花纹大都出自老婆婆之手。

再往南走，就是气象站、炸药厂，过南河桥后是一片田野，田野的尽头是南山，也叫南山寺。我上小学后学校组织拉练，就要去那里。南山寺在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地名，没有寺。

从钟鼓楼往东走，有一间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矮小的土坯铺子，一门一窗一铺台，是一家卖彩色丝线的店。再过去便是冕宁县文化馆(川剧团)，这里又是毛主席纪念馆，后来叫红军长征纪念馆，是我和母亲到冕宁后最先落脚的地方。这是一间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地面铺砖，有旧式的椅子。里面还有一间毛主席住过的房间，房间里有毛主席的塑像，很高，是白色的，我小时候经常围着它转来转去，用手抚摸塑像光滑的大衣的褶子。房间里还有毛主席写字的桌子、睡觉用的床。馆中陈列有很多银圆，是长征红军路过彝区时留给当地老百姓的。我的父亲经常在文化馆画油画，那是父亲工作的地方。

在母亲还没有分到单位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在文化馆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文化馆里有一间群众阅览室，阅览室的背后是一间黑暗的房间，我们就住在那里。这间房间没有光照进来，需开电灯才能看清里面的家什。

我记得那里的天井，因为潮湿，四周的墙根爬满绿色的苔藓，苔藓身上长满了孢子，它们像蚂蚁一样长着红色的触角。我十分珍爱这些像蚂蚁般的红色的神秘触角，它们一直长不大，从来没有失去过它们可爱的样子。但是我是什么时候对它们失去兴趣的呢？我后来再也想不起来要去看它们了。再后来，我在我生活的地方再也没有看到过那样干净的、绿绿的、可爱的苔藓。

在这样的院子里住过，未免使人恍惚，我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我们搬走后，这里又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如果没有留下我头发蓬乱，举着一枝雪白的樱桃花坐在文化馆阅览室背后水泥台阶上的照片，你完全可以认为那是我的谎言。那个水泥台，与这里是什么关系？当那个水泥台不复存在的时候，它变成了语言的遗址。回忆是靠不住的，回忆是对记忆的缝隙进行填补和改写，在记忆的废墟上慢慢扩大它的疆域，让你想描述的那个世界拥有了时间、空间、细节以及个人的痕迹。我总是在成年之后想起这里，但每次想起，总会有新的细节出现，它仿佛是一口回忆的深井。

县文化馆旁边是豆瓣厂，豆瓣厂与文化馆之间有一条深而窄的小巷，它幽深神秘，可通达许多无名巷道和隐藏在街道背后的人家，它也是后来我经常同小伙伴去捉迷藏的地方。它黑暗，易于躲藏。它偏僻，独自待得久了，人也容易惊慌失措。

县文化馆过去不远是县革委，再往东走，就是小东河，小东河边是城门洞，有西汉时期留下的一小截古城墙。古城墙脚下是一片荒草，这些草抽出细长的枝子，上面缀满了美丽的蓝色的小花，父亲告诉我这是马鞭草。沿小东河往东，就是金沙江的支流安宁河。

西街当口有一间卖糖果的铺子，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和沾满白灰的饼干对我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往前走，是裁缝铺子，对面有一间米发糕店。再往前走，是小西街，它通往县中医院和天主教堂，教堂旁边是县医院，又叫西医院。我家迎来妹妹以后，妹妹常去县医院看病住院。

小西街再往前，也是一条小巷，像冕宁县所有临街的居民家一样，是不容陌生人觑视的。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小巷口子的土墙上贴着一坨一坨圆形的牛屎，其形状规则，分布均匀，任性得无可挑剔。

县城还有两条街。北街有一条小路叫小北街，另一条叫马营巷，它们均通往西街；有一条小东街，它通往北街。关于它们，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

四条街道的街沿边都有排污水沟，它们日夜流淌着，与这个县城每天的日常生活融合得恰到好处，仿佛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街上有猪在行人中乱窜，有牛队自由行走，马车自不必说，因此，街道上会看到猪屎、牛屎，这也是小县城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四条街道的末端便是田野，再往前走，四周都是山，山上长满了松树，松毛从树上落下来，铺满了隐藏在林间的小路，路柔软得像踩在棉被上。从任何一个地方穿街而过，不到几十分钟,便可以走进荒野，它们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麦田、洋芋地、田埂子上盛开着打破碗花花和刺梨花。往南走不远的地方，便是南河，它是安宁河的一部分，往东走，便是小东河，河边有一段古城墙，在那里，风吹来河水哗哗的声响，还有田野散发出来的热烘烘的气息。天空蓝得像土布,一朵白云停在头顶久久不动，山鹰在高处起落，燕子沿河岸边低飞，岸边那些千疮百孔般黑色的洞一定是它们筑的巢。

冕宁县城，里面居住着无数的百姓，炊烟袅袅，井市喧哗。

现在，我已经来到即将在此生活二十多年的小县城。我和父母，都被家庭的亲密温情所笼罩。

 

县联社

我的母亲终于在她的单位分到房子，我们搬到了县联社的大院。

为什么叫县联社呢？因为那是由日杂公司、生资公司还有土产公司三家单位组合而成的大院。我的母亲调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后就在县联社的日杂公司当会计，后来她一直从事会计这个职业。

县联社在离钟鼓楼很近的北街口。它有一扇巨大的木门，木门上有一根很粗的门杠，门内两侧有靠栏。冬春午后的黄昏，小娃娃们穿着脏衣服，用衣袖擦着长鼻涕，依偎在木门旁。那里像是他们固定的玩耍场所，他们每天必须要去报到的地方。

一进县联社大院，右侧有一个小天井，里面居住着陈永革一家和另外的几户人家。左侧是日杂公司临街的商铺，有两层楼，楼上住人，楼下卖日用杂品。内侧对着门有一幢小平房，里面住着雷红旗一家。雷红旗家背后，又是一个四合院，四合院中间有一口水井，它的甘甜引来四条街的人前来担水、洗菜。井中盛着一轮月亮，有月亮的夜晚适合用井杆打捞白天落进井里的各种各样的水桶。水井边有一只白猫，有月亮的晚上，它悄无声息地在天井中漫步，它的胡须会发光。四合院背后是县联社的伙食团。沿伙食团有一条小路，背后便是另一个院子，里面居住着三家单位的职工和家人。在这条小路上，陈永强端着一盆滚烫的米汤撞上了迎面跑来的李籽蒙，将她的一只白藕似的胳膊烫脱了皮。

院子从左到右的两排房子中间牵了许多晾衣服的绳子，正对面是县联社的办公大楼，有两层。大楼呈倒U形，左边是生资公司，右边是日杂公司。砖木结构的大楼，地面铺着木地板，外立面是水泥墙，墙面贴着亮晶晶的小石子。这些小石子差点儿让妹妹破了相。有一次我在玩耍中追赶妹妹，她跑急了，慌不择路，脸碰在墙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尖利小石子将她的脸擦脱了一层皮，她痛得哇哇大哭。回家后，母亲在她的脸上涂抹上一层熬化的白糖，不久她的小脸便恢复了原样。我则被母亲狠狠揍了一顿，实在是委屈。

办公楼有三步台阶，台阶下是水沟，孩子们整天在那里爬上爬下，叽叽喳喳。办公楼门前的水泥地面被孩子的衣服、裤子，还有小手，磨得像镜子一样泛青发亮。

办公楼的右侧，是一排平房，平房前后住着单位的职工。平房的背后，是县联社的公共厕所。因为平房的存在，我去厕所时有了两条可选择的路，有了不同的风景。那些风景，其实都是由各家不同的窗帘、窗台上不同的花卉组成的。一侧，终年见不到阳光；另一侧，始终阳光灿烂。去厕所时，走前面路的人多，走背面路的人却比较少。背面那条路就常常成为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我们曾在这一条路上用纸包了蝗虫烤来吃，蝗虫无肉的大腿，味道实在令人恶心。

这幢平房的右侧，是县联社居民的洗衣台。洗衣台前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水没有人挑来吃，因为它的对面有一口甘甜的水井供附近的居民饮用。洗衣台是一块水泥板，连接洗衣台的是一方水池，池面同样用水泥修了个搓衣板。水池是清洗衣服的地方，没有自来水，往往需要从井里打水倒进去，因此，洗衣也是力气活。

星期天，洗衣池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地方，女人们在那里一边洗全家的衣服，一边说长道短。

县联社的院子就这样被分割成若干个空间。最大的空旷地带，往往停着几驾马车，这些马车都是从遥远的区乡镇上来日杂公司拉货物的。母亲作为日杂公司的会计，要把手写得抽筋，才能将马车所需要的提货单开齐全，因为一种日用品需要开一张单子，而不是一张单子上可以开出许多不同种类的货物。妈妈常年在日杂公司办公楼左侧最后一间办公室办公，那间办公室的背后堆着日杂公司的许多货物，被院子里的人叫作“坛坛背后”。办公室所有的光线都被坛坛背后那些堆积如山的货物所遮蔽，她和对面的周伯伯需要开着电灯办公。冬天的时候，妈妈总是披着一件发黄的棉大衣在那里做账，打算盘。

因为路途遥远，又因为妈妈开提货单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马车往往会在县联社的大院内停留一晚。赶马人将马带走，只把马车留在县联社。每到这时候，孩子们就纷纷跳上马车，学起赶马人，“得儿驾,得儿驾”，欢喜得很。

没有马车的傍晚，那片空地则成为大孩子玩耍的乐园。打撬棒、滚铁环、跳花绳等是大院里最通行的游戏，需要宽敞的空间。踢毽子则可以去靠近中间的花台。跳方形的房子，会去花台到日杂公司办公室那片地方，跳长形房子，则要去往洗衣台前的那片空地，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抓子儿、弹杏核儿，会到日杂公司会议室门口那片光滑的地面上，那块水泥地平整、干净，一群孩子跪着、趴着、坐着，将那块地摩擦得泛着青色的光亮，能映出孩子们的身影。找小棒，则跳进花台里，花台早就变成孩子们的乐园，没有栽花种草了。如果夜里刚好下过一场雨，花台浸过水,土壤会变得柔软细密，去那里埋小棒、找小棒，是最合适不过的。

我们住在县联社最里面的院子里。院子被三幢平行的平房所分隔，平房又被各家在门口搭建的厨房隔成一个又一个各异的空间。要说清楚这些空间显得有些困难。在各家的屋檐下，各自的空间内堆着各家的柴火。柴火中间有鸡窝，也有引火用的刨花。经常可以看到谁家门前晒着东西，一摊一摊的，一摊橘子皮、一摊喂鸡的蚕蛹、一摊骨头、一摊杏核，,或者什么草的根茎。它们使院子里的事物更加丰富、更加生动，一个院子的生活细节在这里呈现。

东家吃肉，西家吃菜，统统可以纳入邻居眼里。各家的孩子闻到香味，就端了饭碗在外面喊同伴的名字，赶上哪家的饭先煮好，早早在灶前守着，直到得到一块厚厚的锅巴，便用手举着，慢慢啃。

东边和中间的平房，住着夏小雨、夏小冬、李海洋、郑三娃、陈铜板、叶孃孃、瞿小白、瞿小桃、周安安、刘江北、姜豆儿、孔繁花、孔红花……

平房后面是一圈土基墙，日晒雨淋，墙顶上培了厚厚的土层，风吹来了草的种子，墙头上便长出野草，开出白色和淡黄色的花，它们叫雀儿草。土基墙不高，背后是北街居民的后院。黎明的黑暗里，雄鸡的叫声在大院里此起彼伏，白天它们则飞到墙上，走来走去找吃的，主人来了，就咯咯咯地跳到旁边的后院去了。那边是居民的菜地，是它们的乐园。

这边鸡的主人，便要从县联社的大门绕出去，去北街敲开邻居家的门，向那家人要回来自家的鸡。天长日久，土基墙成了县联社与当地居民间矛盾的导火索。两边因为乱飞的鸡引起的谩骂时有发生。

中间平房背面，有一个院子，叫高家院子，住着土产公司的职工和家属。我们同那边的孩子交往不多。

那个院子住着冕宁县的老居民高婆婆一家。我上学的时候，眼看要迟到了，我就抄近路走高婆婆家，从她家无数的门槛中间跨过去，走到北街上。下大雨的时候，也走高婆婆家，可以少淋雨。高婆婆在幽暗的厨房里磨豆腐、烤豆干，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去卖。她的家几乎成为县联社居民出行的通道。有时候高婆婆家关着门，我就使劲拍门，使劲喊“高婆婆开门!高婆婆开门!”,好像喊的是我的外婆，好像高婆婆家通向各个房间的走道原本就是我家的。这时，高婆婆就会颠着小脚应“来啦来啦”。有时候是高婆婆的儿子来开门，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天真的憨直。他的上嘴唇缺了一片，是个兔唇，四方街邻都叫他高豁豁儿，高婆婆家通往北街的通道，被我们私下叫作高豁豁儿家。高婆婆为此经常怪高爷爷，说高爷爷在她怀高豁豁儿的时候，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还砍得更来劲。

高婆婆的孙女叫高小兰。大人们都喜欢在孩子的名字背后加上一个重音，省掉其中一个字，于是她的名字就变成了“高兰兰”。院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叫，特别是女孩子。

高兰兰家里那个乌漆嘛黑的厕所里养着猪，散发着浓重的屎尿气，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猪圈，是个倒屎尿的地方。不过，每年杀猪的时候，她家都给这个院子平添些许欢乐和过年的喜气。

高家院子住着的人家如何变化，我们这边的人家不太注意，主要是小孩儿不太注意，但是中间这边平房和左边的平房住着的人家，因为家里人口的增加，有些人家要多分一间房子，所以也就有搬动换房子的现象。

后来，在办公楼右边的农资公司又增加了一排平房，搬进来一些人家，这个院子住着的人家就增加了一些，而有些职工调到其他的单位，也搬走了一些人家。

县联社就这样里里外外住了八十多户职工及其家属。孩子们也就成群结队地出生、成长，他们也是这里的主人，拥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

这就是县联社，我们的天堂。我们快乐地尖叫、疯跑。从办公楼三楼的滑梯上滑下来的,是夏小雨、李籽蒙、郑三娃、孔红花……

 

一家三口

我家有三口人，在平房的右边分得一间房。

起初挨着我家的，是孔红花家。孔红花有一个姐姐叫孔繁花，一个哥哥叫孔前进。孔红花的爸爸，是乡村学校的教师，梳着电影中特务的那种分头，头发一边略高，一边略低，使他的形象介于温良与狡诈之间。

那天，孔前进在厨房门外劈柴，他边劈边说:“妈，我们家今天吃瘟猪肉呢。”

话一出口,他妈妈在厨房里说他:“瞎说!瞎说!”

孔前进很固执，仍说:“是瘟猪肉嘛，是瘟猪肉嘛!”

孔红花妈妈在厨房里难为情起来，就拾起烧火叉子跑到门边，孔前进丢下柴火就跑。一旁的孔红花爸爸看见孔前进跑，脸上挂不住，便在孔前进的后边追。孔前进跑得快，他爸爸在追不上的当口，就将手中的柴火向孔前进扔过去。孔前进抱头鼠窜，像被踩到尾巴的野猫一样尖叫。从那以后，我看见孔红花的爸爸就躲着走。

我的童年记忆很大一部分来自周围的邻居和同伴，那些记忆是从一扇扇不同的门窗开始的。对我而言，那些门窗在很多年中始终充当着瞳孔的角色。它们复杂难懂，又含糊不清。很多年后，我才发觉外部的世界与那些门窗内所发生的事件大相径庭。不同的是，记忆篡改了许多事件粗糙、质朴的外形，然而它并没有改变世界本身，只是对一个孩子观察世界的视角稍微进行了干预。对于曾在那些房间中生活过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但它取得的效果却是神奇的。

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会被更多意料之外的声音所惊醒，东家两口子打架，西家在闹分家。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悄悄进行的，是属于县联社的公共事件。大人、孩子纷纷跑去看红火，人群会拢成一圈。陈永红和陈永革的爸爸妈妈在相互拉扯，他们的两个姐姐陈大英和陈小英在旁边不停地抹眼泪，这是我童年时代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

陈永红和陈永革的爸爸身体十分瘦弱，是一个病秧子，可他骂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惊天动地的，会让陈永红和陈永革的妈妈、他们的两个姐姐以及一旁劝架的人处于极度惊恐之中。

他扬言要同陈永红和陈永革的妈妈黄五孃离，而黄五孃则马上歇斯底里地回应他:“分就分!”但她表示坚决不要陈永红和陈永革的两个姐姐。每当这个时候，陈家两姐妹便大放悲声。

陈家隔三岔五就会吵架，而陈家两姐妹的命运，也成了我童年的一桩心事。

陈永红和陈永革的爸爸在小东街口子上开了一间小店，一门一窗一铺台的格局。石头的铺面上摆着红红绿绿的绣花丝线，这些丝线在白晃晃的阳光照耀下缨缨络络，显得十分妖娆。当然，除了丝线，店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卖。陈永红的爸爸整天躲在光线不明的铺台背后沉默地吸烟。

我有两条漂亮的连衣裙，一条是绿色底子带点粉红花，一条是白底子上面有淡淡的几何图案。绿色的裙子在袖子上有两块飞边，像蝴蝶的翅膀。

花裙子让我跟其他小朋友区别开来，于是他们生气地朝喊我:“猪耳朵!猪耳朵!”我难为情起来，便说:“我不要穿着这条花裙子，不好看,像猪耳朵!”

因为爸爸要去西昌出差，所以我暂时不再为花裙子而烦恼了。我去西昌的时候仍然穿花裙子。妈妈觉得那是我出门的看家衣服。我得穿漂亮点，才能跟着爸爸一起出远门。

对于我们在西昌的日子，我几乎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每天傍晚爸爸会带我去散步，为我称上一块叫作“芡实糕”的糕点，我无心散步，心里老是惦记着那块芡实糕，待枯燥的散步快结束时，爸爸在小河边看见了一丛苦竹，他用小刀削下一根，我们便欢天喜地回去了。

爸爸将芡实糕放进他的茶杯，倒上开水，将芡实糕化开，那支竹子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代替了调羹，一大茶杯糊糊就这样调好了，这个过程简直太有趣了。

我们从西昌坐火车回来，车到漫水湾的时候，爸爸就指车站的站牌给我看:“朵朵，看!那是漫水湾。”那时我正在吃一只通红通红的番茄，一抬头就把番茄的汁水弄到了我的白裙子上，正好在胸口的部位。

爸爸出差去的地方经常是在大山里。他回来会抱住我，把我抛起来又接住，嘴里念着歌谣:“骑马马，走江口，进泸宁，买黄果。”他说的“泸宁”是冕宁县的一个区乡，从县城过去，要坐六个小时的车，在棉沙湾步行到江口歇一夜，第二天再乘小木船渡过雅砻江，翻过一座叫作“老来穷”的山，才能到。爸爸还经常去拖乌山上，有一次他带回来一大口袋青苹果，差点没把我和妈妈的牙齿酸掉。

父亲时常将我带在他的身边，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回随他去北山坝，那真是一个离县城十分遥远的地方。

但是，无论有多远，他仍然喜欢让我跟他去北山坝开会。他将我架在他的肩上，我骑着爸爸的“马马肩”，同他一起走过漫长的泥土路。

我有好几次随我爸和一群开会的代表们蹲在地上吃饭，几个人围成一圈，圈中是一大碗菜，其中炸黄豆分外引人注目，爸爸带我去北山坝就为了吃炸黄豆，这是大人们之间心照不宣的事儿。饭还没吃完，爸爸就找来一张报纸，折成三角的纸杯，然后将大瓷碗里剩得不多的黄豆倒进去，再将纸片翻过来盖住，包起来叫我捧在怀里。我眼前是叔叔阿姨十分友好的笑容，于是我一边吃炸黄豆，一边四处玩耍。

我爸更是心满意足。我们回家时，爸爸又将我抱起来架在他的肩上。

北山坝是一个空旷的坝子，它在和尚冲的山脚下。从县城去往那里，有一条宽宽的泥土路，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苞谷地、洋芋地、烟草地。

从我们所走的路朝东看，远远的有一排用石灰刷白的房子。爸爸指着白房子中间几个隐约的黑影子问我:“朵朵你说，那几个黑色的影子是什么？”

我远远望去，眼睛望得酸痛，说:“那些黑色影子应该是人吧，他们也像我和爸爸一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赶路呢!”

爸爸哈哈哈地笑起来:“不，朵朵，你再看看!”

“那爸爸你说那是什么?”

“是门呀，是白房子中间一排排的门呀。”

“爸爸乱讲，为什么我们走，他们也走呢？我们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我有些气恼。

爸爸下次再问的时候，我仍然回答:“那是小人呀，爸爸你看，我们走，他们也走呢。”

         

作者简介

黄薇，笔名羽童。四川崇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梦着的蝴蝶》《散文中国第五卷：七个人，七种散文》（合著）、诗集《水边书》、长篇散文《县联社》多部。长篇散文《县联社》荣获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

         责任编辑 召唤

 

【创作谈】

记忆的棱镜，时代的回响

黄 薇

 

县联社、供销社这样的称谓对于今天许多年轻的读者来说感到陌生，但对于我和我的同代人，它所唤起的是内心共有的回响。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它浓缩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社会肌理。书写它，不仅是记录个人童年，更是为一段独特的社会史和情感史存档。它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将个人血肉相连的人生嵌入了时代与地域的经纬之中，让个体的脉搏与社会的呼吸同步。

“县联社”这样的“大院”文化哺育了一种独特的邻里生态，这种基于地缘、在物质匮乏中滋长出的共生关系，强大、粗糙而又温暖，大院里的孩子们虽然生活清苦，但他们的勃勃生长仍然令人感叹不已。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大院里，或许只有我能写它，或许只有我才能写好它。这是我当初提笔时对自己的期许。

《县联社》的书写是复杂的，多维度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一曲单纯的童年牧歌。个人的情感史、成长史，与那座川西南边地小县——冕宁的生活史、变迁史，是如同藤蔓与古树般紧紧缠绕、共生共长的。冕宁的山川季候、四时风物，渗透在日常对话里的方言俗语，一群特殊过客的背影，他们的到来与离去，如同投石入湖，在这片相对静谧的土地上漾开了不一样的文化涟漪。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座小城多面的、立体的、呼吸着的生命图景。路也老师将《县联社》与《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进行了类比。或许我在写作中继承了萧红、林海音的精神谱系：以孩童/女性视角凝视故乡风土、钩沉个人与家族记忆的传统。在描绘冕宁的民俗、方言、季候、植物与人物群像时，同样赋予了边地小城以文学地理学的意义。这是一种将个人乡愁升华为文化乡愁的努力。许多读者告诉我:县联社大院里的故事，也是她（他）们的故事。这让我深信，个人的记忆一旦被真诚地书写，就拥有了普遍的意义，就能触碰到人类共同的情感核心。我十分欣喜这样的散文写作被看见、被认可。

大院的公共事件如何投射进孩童的内心世界？个人的微小悲欢又如何折射出时代光影的挪移？在散文的架构上，我尝试了一种时空交织的“平行叙事”。一条线紧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县联社内外的市井生活，它承载着时代的氛围、集体的节奏，是大院内外的百姓生活的厚重底色；另一条线则展开幽微的向内探寻，它追随着笔下那个女孩内心的溪流，蜿蜒探入成长的褶皱深处：那些与家、与亲情、友情、甚至是朦胧的爱情；与成长、伤痛、秘密、骄傲、脆弱密不可分的，血肉相连的人生。这两条线交织、碰撞，使得宏观的历史变迁与微观的生命体验相互映照。

写作，是我忠实于内心召唤的方式，是让那些沉寂的过往重新获得声音、形状与温度的唯一途径。最终，这场书写于我，是一场孤独而丰饶的返乡之旅。我在文字中重返，亦在文字中释然；我在叙述中抵达那个魂牵梦萦的起点，亦在完成的刹那，与它作别。《县联社》是我对一段生命、一个时代的交付，它若能如星火般，点亮读者心中类似的情感与记忆，那便是我作为讲述者，所能期盼的最珍贵的回响。

        责任编辑 召唤

 

【编辑札记】

大散文蕴藉的大气象

召 唤

 

大散文的“大”，绝非仅仅体现在“个头”上的“人高马大”。在我看来，大散文的“大”或者散文的“大”，应是一种气韵通达、神形兼备，颇具诗性、哲思以及视觉冲击力的文体。无疑，《县联社》所呈现的别致而超拔的艺术形态和美学价值，是近年来攀枝花甚或四川散文界的重要收获。

十多年前，准确地说，是2008年7月中旬，初来《攀枝花文学》做文学编辑的我，头一次打开编辑部的公共邮箱，在海量的自由来稿中，一篇《在钢铁中生活》的散文，一下吸引了我的眼球。叙事的节制与恣意，字句的凝重与轻盈，语感的敦实与律动，钢铁的冰冷与炽热，还有师徒及工友们一地鸡毛的“钢铁生活”，都被作者用“文火”不经意地“炖”成了一道色香味美的“佳肴”。很快，我与作者电话联系，迫切希望与其见面，好奇写出《在钢铁中生活》的作者何许人也。我们约定编辑部见面。下班不久，当一位身着工装的女工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一下认定她就是“黄薇”。简短寒暄后，我们开始聊起各自的生活和对文学的见地。转眼，四年后，攀钢工人黄薇，华丽蝶变，由作者成为《攀枝花文学》的编辑，成了我的同事。不久，她的散文《在钢铁中生活》获得了首届四川省散文一等奖。

再转眼来到2025年年末，厚积薄发的黄薇，携一部长篇“大散文”《县联社》，踏上红地毯，摘得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散文奖。这部“大散文”通过对孩童与青春时期的再回首，以真挚的叙述重塑记忆，使个人与时代在汩汩而淌地真情流露中相融合，抒情性地建构了一方有特色、有滋味的世界。行文间对刘江北、林浅秋、昊等鲜活人物的描绘，无不展现“人”在这部作品或者说作者记忆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他人”对自我塑造的影响，最终在往事光影中，以柔软的笔触面对成长中的怅然之感，于审视过往中实现了自我治愈和归真返璞。《县联社》借助个人心灵深处的记忆，在过去与现在两个不同的视角转换中，将边地小县的风物与人物编织成历史之网，通过对逝去时光的深情凝视，刻画了“私人化”的记忆之境，同时也折射了“大时代”的面貌。显然，这部“大散文”，其不只为攀枝花文学争得了荣誉，也为正在不断爬坡上坎、奋力攀登着的“文学攀军”刷新了新的标高。

编完《县联社》一万多字的节选，再通读二十多万字的原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从“县联社大院”走出来。我甚至在设想，擅长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创作以及绘画艺术的黄薇，如果将创作领域加以拓展延伸，尝试小说创作，未尝不可成功。因为，单就《县联社》的文体而言，早已具备了小说的样貌与潜质。

 

【头条评论】

《县联社》中的烟火尘埃与生命星辰

黄尊莲

 

刚刚揭晓的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黄薇的《县联社》从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作为该省的最高文学荣誉，其评选是对作品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长篇散文《县联社》是作者情感与一座四川边陲小城生活史的交融，黄薇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刻画出边城的风物人情与历史面孔，以饱蘸感情的细腻笔触将个体生命史与一方水土的脉搏深度咬合，告诉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那些根植于具体地点与生活的细致描摹，同样能抵达普遍的人性深处，成为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精神内里的温暖入口。以此为起点，我们得以展开对《县联社》更为深入的文学审视。

捧读黄薇的《县联社》，一帧帧被时间浸染的泛黄照片在眼前徐徐展开。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花，那刺梨香棍、那一路颠簸的车轮和飞扬的尘土……书中叙事已非简单的文字排列，而是上世纪特定岁月在一个西南小县——冕宁留下的立体拓片。淡淡墨香萦绕，这份被作者以体温精心封存的“珍贵档案”，能轻易开启一代人的尘封记忆，并本能地寻找着记忆深处的蛛丝马迹，感受着那些在光阴褶皱里依然翕动的、活生生的呼吸。

指尖轻轻滑过《县联社》的纸页，第一辑有着本书最温暖的场景，一个充满灵性，爱在阳光下幻想的女孩在轻盈跃动。县联社大院的砖瓦之间，流淌的并非仅仅是“烟火气”这个词所能概括的。大院的每一扇门窗是观察世界的一个个独特“取景框”，通过那或敞开或虚掩的门窗，童年如同光影交错的戏剧徐徐上演：东家飘出的饭香，西家传来的歌声，窗里传出的父母低语，窗外传来的邻里笑谈……门窗划分了物理空间，却又在人际的温情与故事的流动中变得通透。如果说门窗是记忆的“点”，那么由十字路口辐射开去的东、西、南、北四条小街，则构成了作者童年探索与认知世界的“线”与“面”, 也是构建其记忆宇宙的经纬线。作者穿行于门窗内外，漫步于街巷之间，以文字为工具，层层剥离时间的尘埃，让那些已然消逝的物理空间，在记忆的光照下重新显影，让那些远去的人、事、物重新鲜活，好似用显微镜放大的细节赋予记忆以高度的空间真实感与心理纵深，并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诗意存在。这种精微的诗学般书写，记录了冕宁县在一个特定时代的生活现场、人际关系与文化气息。

父亲的形象无疑是本书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那些清新质朴的叙事背后，始终伫立着一个用生命作画的身影——那位为追求爱情被县文化馆开除，辗转于川剧团、阿普落、山乡课堂，最终返城执教的青年画家父亲。父亲的出场，便自带一种理想的、近乎“不合时宜”的浪漫色彩。为爱毅然舍弃体制内的稳定，这一抉择本身，说是桀骜不驯，实是个人情感对层级秩序的反叛。他的人生轨迹因此被改写，从县文化馆的“正途”滑向川剧团的油彩、阿普落的苍茫、山乡教室的粉笔灰。他下乡回城的漂泊，是时代浪潮打在个体命运礁石上的具体回响。作者没有将此写成失意者的潦倒流亡史，而是以一场不断拓宽“画布”的壮阔行旅呈现。那饱含敬意的笔触，勾勒出父亲如何在每一个看似困顿的落脚点，点燃热爱，去发现美、创造美。川剧团的幕布背后，他以敏锐的视角将民间艺术的魂魄在心间勾画；阿普落的天地之间，他以画笔调和自然与人文的色彩；山乡支教时，他将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荒芜的心田；返城教书后，他更是将毕生才华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命实践。父亲手中的画笔，涂抹的不仅是花鸟山水，更是一种在困顿中依然昂扬的生命姿态。而他与那些文艺圈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般的交往，看似自然随意，却又坚不可摧，是建立在彼此理解信任、相互欣赏的基础之上，是那种知你所需并资源共享的情谊，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里，他们是美的创造者和自觉守护者。

父亲对作者成长的影响，是贯穿三辑的潜流与明线。他培养女儿绘画与文学爱好，实质上是将一种珍贵的“审美生存”能力进行了代际传递。而他与朋友们那弥漫着书香、画意的思想碰撞，为作者提供了最早的精神原乡。县联社大院之所以在作者笔下充满暖意与灵性，其根源或许在于她自幼便透过父亲的眼睛，习得了在尘埃里发现星辰的眼光，让《县联社》的字里行间，始终跃动着温暖而明亮的光焰。父亲不仅是作者血缘的源头、文学与绘画的启蒙导师，更是全书精神的轴心，一个在时代褶皱里坚守生活美学与生命热忱的鲜活图腾。他是一个“热心善良、热爱生活、爱画画”的个体，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与诗意的栖居者。作者对父亲的描摹，超越了亲情孝道，升华为对一种坚韧优雅的文化人格的深情打捞。这份以作者体温封存的档案因父亲而厚重，也因父亲而有了超越地域与时代的精神向度。

如果说前两辑是温暖明亮的童年牧歌，那么第三辑则是青春骤然遭遇的雷雨迷雾。作者以惊人的坦诚与细腻的笔触，揭开青春帷幕后那片晦暗的荆棘地。当那个师德有亏的英语老师的阴影迫近，当友情猝然翻转为冰冷的出卖，当流言与孤立织成密不透风的网，当最应成为避风港的家庭也因之充满争吵、怨恨与责骂，当朦胧初恋的惘然与消散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女如何在恐惧与屈辱的泥沼中，完成了一次关于“弱小”与“勇敢”的惊心动魄的再定义。面对骚扰，“既害怕，却敢于反抗”——这看似矛盾的并置，恰恰捕捉了弱势者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中最真实、也最可贵的状态。反抗并非源于无所畏惧的强悍，而恰恰是在感知到自身“弱小”与危险后，依然选择维护尊严的本能或觉醒。这种反抗，不是一个英雄式的壮举，虽然只是一次躲避、一次沉默的反击、一次鼓起全部勇气的报告，但其内在的精神强度毫不逊色。作者的心理描写在此达到高峰，那些困惑、恐惧、羞耻、失落与最终艰难的和解，被刻画得丝丝入扣。这部分书写，赋予了整部长篇散文一种宝贵的“档案真实性”，它拒绝将过去美化或提纯，直面其中的阴影与裂痕。

正是通过对这些创伤毫不避讳的书写，作者完成了对“童年”与“成长”神话的一次重要祛魅。她让我们看到，花季并非总是阳光灿烂，它也可能布满雷雨与荆棘。而人物的“棱角分明”与“丰富饱满”，正是在这种光明与阴影的交锋、温暖与寒冷的夹击中锻造出来的。从县联社大院那个受父亲美学熏陶、天真好奇的女孩，到在青春风暴中独自咀嚼恐惧、背叛与孤立的少女，其生命轨迹的弧度因此充满了真实的张力与重量。青春风暴中，父亲虽未直接挡在冲突前面，但他用一生演绎的“对生活始终充满热爱”，赋予女儿的精神力量和不断滋长的内在力量，成为女儿在成长阵痛中最宝贵的财富与最温暖的庇护所，也成为她穿越阴霾的重要支撑。他的爱如同暗夜中的星光，指引着迷途的心灵不至于彻底沉沦。

将昊的线索置于全书的结构中审视，它构成了作者青春叙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复调”。与父亲所代表的来自家庭、文化、美学传承的纵向的、深厚的温暖不同，昊带来的是一种横向的、同辈的、带有懵懂情欲色彩的即时温暖。前者是根基性的、持续照耀的“恒星光”（尽管有时也被家庭冲突的乌云遮蔽），后者则是划破夜空的、短暂的“流星之光”。二者交织，共同形成作者在那个艰难成长期的情感支持的多元光谱，使得她的成长图景避免了单线条的悲情，而具备了更丰富、更立体的人间烟火气与生命韧性。昊的出现像裂隙中一道猝不及防的微光，斜斜地照进了作者幽暗的青春地窖。这道光并非炽热的太阳，似乎能驱散所有阴霾，它更像黄昏时分，从厚重云层裂隙中透出的那一缕金色余晖，短暂、朦胧，却足以让冰冷的目光感到一丝温度，让蜷缩的灵魂得以片刻小心翼翼的舒展。昊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被处理得极其含蓄而富有美感。没有戏剧性的英雄救赎，也没有激烈的情感宣言。一切都在目光的追随、心照不宣的对视、放学路上的默默陪伴以及那句“我要是不写这封信将后悔一辈子”中悄然发生。南河坝的短暂约会，完成了两人从遥望到牵手的小小圆满，多么漫长、多么浪漫，多么慌乱。虽然既折磨又享受，既有苦涩的难舍，又有担心晚归挨骂的哀矜，但少男少女在那时那地呼吸是自由的，暗自涌动的莫名情愫是美好的。这些细节，精准地捕捉了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一种近乎默片般的、充满留白与想象空间的纯真互动。昊存在的本身，让一个正处于严重自我认知危机中的少女，看到了流星划过天际的美好，重新焕发出属于少女的美丽与自信。

作者并未将这段经历浪漫化为完美的初恋童话，没有童话里的天长地久，只有离别后的各自生活，它的结局是现实的、怅惘的。这种处理，避免了滥情，反而增添了情感的重量与真实感。昊的温暖是真实的，但其短暂与局限也是真实的。这段故事不仅仅是青春期一段朦胧美好的插曲，也是作者在构建个人创伤叙事时，一个至关重要的平衡性书写。它证明了即使在至暗时刻，人类情感中一丝美好的光亮，依然具有强大的疗愈潜能。这光亮，连同那些刺梨、葛根、香棍、大院的门窗、父亲的画笔一起，共同汇成了熠熠生辉的记忆星河，照亮着回望来路时，那条既布满荆棘、也曾有野花悄然绽放的红尘小径。

《县联社》不仅是对美好童年的追忆，更是一段“穿越荆棘地”的心灵纪实。路也将其比作黄薇的《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这一评价极具洞见。三者共享着通过儿童或少女视角回望故乡与童年的叙事姿态，以及对逝去时光的深情追忆。但《县联社》的独特贡献在于，她以“紧扣时代脉搏”的细腻书写，将个体的生命史与一方水土的脉搏深度咬合，更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笔触，挑开那些晦暗、疼痛甚至残酷的角落，展现人情冷暖、成长阵痛与自我救赎。那些烟火，那些尘埃，在生命长河中因爱的凝视而化作星辰，在记忆的夜空恒久闪烁，照亮着我们共同来路的深邃与坎坷，也照耀着我们去披荆斩棘的漫漫征途。

        责任编辑 管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