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童年

贺晓莲

 

父母爱情

1973年的风一定带着草木的青涩，风穿过渔门三旺坡的森林时，一定带着些说不清的甜。父亲那时刚从西昌民干校毕业，二十岁的年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青色帽子压着额前的碎发，高鼻梁在阳光下投出一小片阴影，他还是个腼腆的傈僳族青年。他站在永兴镇新民水库的工地上，手里握着铁锹，忽然就定住了——在灰扑扑的工地上，有个穿火草麻布裙的傈僳姑娘正低头捡石头，腰间的红羊毛腰带像束跳动的火苗，那抹红成了父亲眼里最亮的星。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住，露出光洁的额头，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花生——在紫外线灼人的山乡里，这样的白皙是稀罕的。

那是母亲。火草麻布被外婆捶打得又软又白，裙摆扫过地面时，带起细沙簌簌作响。低头时，银色耳环在阳光下闪，像落了两星碎光。父亲愣在原地，旁边的知青撞了撞他的胳膊：“看啥呢？”他没说话，只觉得心里有棵树猛地发了芽，枝桠一直长到嗓子眼，痒得他想咳嗽。

父亲家在力马乡，母亲在永兴镇，虽然都在一个县，但那时车马慢，信息传递也需要很久很久。母亲家就在水库上方的五里沟，那里都是丁氏的傈僳族。那时父亲是镇上的干事，口袋里总揣着支钢笔，休息时就蹲在水库的石头上写信。信纸是办公室领的，蓝格子，他字写得用力，笔尖总把纸戳出小窟窿。信里不说情话，只讲水库的进度，讲今天挖到了几方土，讲山上的野花开了——其实是想知道，她那里的花开了没有。

母亲不识字，信要交给生产队识字的人读。读信的人嗓门也不敢太大，因为傈僳族人总是腼腆些：“……今日见山桃结果，想是你家门前的橘子也快熟了。”母亲站在晒谷场边，手里攥着刚搓好的麻绳，脸红得像晒红的番茄。听一句，就往竹筐里丢一把麻线，线团滚在地上，像她乱了的心跳。她让读信人代写回信，只说“家里都好”，却在结尾让别人添一句：“火草已收，老母亲在纺线。”

父亲揣着回信，在水库工地上找了个僻静处，读得纸角发皱。他知道，火草麻布要捶打百遍才够白，羊毛腰带要染七次才能红得那样亮。

提亲那天，父亲翻了三旺坡，穿了件新做的蓝布中山装，口袋里揣着两块水果糖。他站在母亲家的木楞房前，看见母亲正坐在屋檐下捶火草，木槌起落间，白绒绒的草屑飞起来，沾在她发间。外婆说，傈僳姑娘的腰带，要送给心上人。母亲听见动静，手里的木槌停了，红腰带在腰间晃了晃，像朵没说出口的花。

结婚前一天，父亲给媒人递上一包烟，反复叮嘱：“接亲时看准了，她左手手腕上有个小疤，是小时候烫的。”媒人笑他：“怕人家换姑娘？”他红了脸，却梗着脖子说：“就怕认错了。”其实他是怕，这么好的姑娘，万一不是她呢？

接亲那天，母亲穿着新做的火草裙，红腰带系得紧紧的。送亲的队伍走了一路，歌声漫过渔门三旺坡的山林。伴娘们一路嘻哈打笑，母亲对未来美好生活一路憧憬。

四十多年过去，母亲的火草裙早已收进木箱，红腰带的颜色也淡了，可父亲总在出门时，帮母亲带回一对银饰，或手镯或耳环；母亲会在父亲干活时，把泡好的茶放在他手边。

去年回家，见母亲在翻晒火草麻布裙。阳光穿过门前的核桃树，照在他们长满皱纹的脸上，父亲的指腹有老茧，母亲的指节有些弯，像两棵长了多年的树，根早已缠在了一起。

我忽然明白，父母的爱情，从不是信纸上的字，也不是腰带上的红。是三旺坡上走不完的路，是水库工地上丢落的铁锹，是木槌捶打火草的声响里，那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藏了四十多年，还像母亲腰间的红腰带，亮得晃眼。

 

一个消失的梨

那是1990年的夏末，晨雾在麻柳湾二半山的坡上漫着。那年我五岁多，父亲牵着我的手往山下走，他的手掌带着刚摸过农具的糙，指缝里嵌着点黑泥。我穿着一双有碎花图案的黄色凉鞋，凉鞋沾到路边草上的露水，脚掌就会往前滑。

“依帕，还要走多久？”我仰着脖子问，傈僳话混着孩子气的糯。“到了就晓得了。”他的话语带着喜悦与神秘，尾音轻轻往上挑，像藏了颗会跳的糖。绿色帆布挎包在他腰间晃，里面露出半截磨白的工作手册，是他去各村办事时总带着的。

我们住在半坡的土墙房里，屋檐下挂着玉米串和红辣椒，像谁串起的一串太阳。只是二半山上的水果不好吃，桃树总生虫，李树只结涩果子。甜果子是金贵的，像父亲口袋里偶尔出现的水果糖，要省着吃。所以当父亲说有好东西时，我喉咙里像爬进了只小虫子，痒得总想咽口水。

那时候父亲总在各个村子间奔波，帆布挎包里装着公章和民情日记，裤脚永远沾着泥。前一天下午他去小槽村调解宅基地纠纷，路过我家下方的路口时，曾在那棵老树下站了站，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从挎包里摸出个黄澄澄的大梨，那是三队汉族陶阿姨塞给他的，他没舍得吃，扒开厚厚的枯叶，把梨藏在了树根凹进去的地方，像埋下一粒会发芽的欢喜。只是那天傍晚他绕路从另一条路回家，没能按原路返回，那个藏在枯叶里的秘密，就多待了一夜。

我跟随父亲继续往下走，玉米叶在胳膊上扫出细碎的痒。父亲说，这也是去陶阿姨家的路。我知道陶阿姨，她总穿花衬衫，笑起来眼睛弯得像月牙，她家院子里的梨树每年都结满黄澄澄的果子，风一吹，甜香能飘到半坡上。

老青杠树就站在路口，枝桠张得老开，树下积着厚厚的枯叶，是整个夏天落下来的，黄的像蜜，褐的像陈年的茶，踩上去“窸窣”响，像树在跟我们说悄悄话。父亲蹲下来，眼睛亮得像浸了露水的星星：“找找看，陶阿姨给的好东西，我藏这儿了。”

他说这话时，指尖在枯叶上轻轻敲了敲，像是在敲一个秘密的开关。我立刻蹲下去，小手扒开叶子，枯叶的清香涌进鼻子，混着泥土的腥甜，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甜香——后来才明白，那是梨的魂魄留在叶堆里了。父亲的动作快得多，他把枯叶拢成小堆，又轻轻拨开，手指在土里探着，像在寻找埋在地下的月光。

“应该就在这儿……”他喃喃着，眉头微微蹙起。阳光从树叶的缝隙漏下来，在他汗湿的额头上跳。我想象着那个梨的样子，它一定很大，黄得发亮，皮上带着细细的绒毛，像陶阿姨家晒在竹匾里的柿饼。咬一口的话，汁水会顺着下巴流到脖子里，甜得能让人眯起眼睛……心像被什么东西胀得满满的，又空落落的。

可翻遍了那片枯叶，只有几只潮虫蜷成小球，还有半片被啃过的野栗子壳。父亲把树根周围的土都扒松了，连石头缝都用手指抠了抠，动作里渐渐多了点慌张，像个弄丢了宝贝的孩子。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土沫子在阳光里飞，像一群细小的叹息。

“怕是被松鼠叼走了。”他挠了挠我的头，声音里有股说不清的软。我没说话，盯着那堆乱蓬蓬的枯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却不想让它掉下来。那个梨，它本该躺在我手心里的，带着陶阿姨家院子里的甜香。

父亲从挎包里摸出颗水果糖，玻璃糖纸在阳光下闪得晃眼。“吃颗糖，比梨还甜。”他剥开糖纸，把糖塞进我嘴里，橘子味的甜漫开来，可舌尖总像缺了点什么。他看了看太阳，影子已经短了半截：“爸得去上班了，下午给你带好吃的。”

他往山下走，帆布挎包“啪嗒啪嗒”撞着腰，步子迈得比来时大。我站在路口看他，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铺到路的尽头。忽然觉得，他比那棵老树还要孤单些。

如今三十四年过去，我仍能清晰想起那个早晨。再路过那片地方，老树还在，只是枝桠稀了些。枯叶落在地上，依然“咔嚓”作响。我蹲下来，像当年那样扒开枯叶，仿佛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香，那香气里，有父亲的体温，有阳光的味道，还有一个五岁孩子，对世界最初的、甜甜的期待。

 

踩到我的脚后跟啦

麻柳湾到力马乡中心校，大约二三十公里，有很长一段狭窄的羊肠小道。一头拴着我斑驳的童年，另一头系着父亲被晨雾拉长的身影。多年后每次想起，总先听见自己趿着布鞋的拖沓声，和那句带着哭腔的抱怨：“踩到我的脚后跟啦！”

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甚至到县城上了初中，我都经常往返在那条小路上，父亲的绿色胶鞋踩在路上，发出“嗒嗒”的脆响。我背着母亲绣的花书包，布鞋的后跟总像生了锈的合页，走三步就要往下垮。父亲的步子又急又大，蓝布中山装的下摆扫过路边的狗尾草，带起一串晶莹的水珠。他是乡里的干部，口袋里总揣着卷边角的工作手册，扉页上的钢笔字被汗水浸得发蓝。“快点，走路不要磨蹭。”他总这样催促，声音撞在路边的杠香树上，落下来砸在我脚边。

那条路藏着太多会呼吸的秘密。春天的喇叭花缠绕在路边的树上，夏天的黄泡儿在路边闪着金光，秋天最妙，松针铺成的软毯下，常会冒出胖嘟嘟的菌子，浅黄的像小伞，雪白的顶着褐斑，父亲没空搭理这些菌子，除非是鸡枞菌。他总是大步往前走，胶鞋“嗒嗒”地追着前面的晨光。

走到半路的小溪时，我总要赖着歇脚。溪水踩着鹅卵石往下跳，阳光穿过水面，把石子照得像散在水底的星星。父亲会蹲下来洗把脸，水珠顺着他鬓角的胡茬往下滴，他总说这水甜。我脱了鞋把脚伸进溪里，凉丝丝的溪水漫过脚踝。父亲起身时，裤脚沾着草叶，他看一眼太阳，眉头又皱起来：“再磨蹭，早读要迟到了。”

他总是赶着我往前走，步子快起来，胶鞋的边缘总在我鞋后跟上刮一下，再刮一下。布鞋的后跟终于彻底塌下去，我趿着鞋跑，书包在背上颠得像要散架，“踩到我的脚后跟啦！”我蹲下去提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额头都是满满的汗珠。父亲便嘟囔着站在后面催促，晨光照在他的身上，身影被拉得很长，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露出里面藏着的几根白。

初中的路要走得更远，节假日回家时，路两旁的树都长高了。父亲的步子慢了些，胶鞋换成了黑皮鞋，却还是常踩到我的脚后跟。他不用经常送我，只有偶尔周末接我回家时才会走这条路。夕阳把我们的影子叠在石板上，他的影子总比我的宽。他开始跟我讲乡里的事，说哪家的稻田需要修水渠，哪家的孩子该上学了，说这些时，他的声音里没有了从前的急，倒添了些叹息。路过那片菌子地，他会站很久，说很快就要通公路了，公路选址往下移，靠近河边，以后这条半坡小路肯定不存在了。

有次雨后，石板路滑得像抹了油。父亲走在前面，突然“哎哟”一声，原来是踩到块松动的石板，整个人往前踉跄了两步。我慌忙跑上去扶他，发现他的皮鞋后跟磨得只剩薄薄一层，鞋底的纹路快平得像面镜子。那天他没催我，我们慢慢走，听着溪水在石缝里哼歌，看晚霞把天空染成蜜色。他说：“等修成水泥路，大家都不用再提鞋了。”

后来，水泥路通了，平坦得能照见云影。上班工作后，我也常常开着车带着女儿回去看望父母，车停在路边，走到河边捡石头网小鱼的时候，我经常指着半坡的小路给女儿看，给她讲我来来回回走那条小路的乐趣。可我总想起那些踩着露水的清晨，父亲的胶鞋“嗒嗒”地响。喇叭花的香缠着衣角，松鼠悉悉索索在树林里穿梭。想起自己趿着布鞋，一边提鞋一边抱怨“踩到我的脚后跟啦”，而父亲的背影，像一棵被风吹得微微倾斜，却始终不肯弯腰的树。

 

葫芦笙里飞出的调子

父亲的手掌总带着松木与竹篾的清香。那些年他在力马乡政府与麻柳湾村之间往返，帆布挎包里除了公文和笔记本，总塞着半截墨斗线，或是几缕金黄的竹丝——家里的木床、竹筐，连我背的小背篓，全出自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但在我心里，这些都不及他腰间那只葫芦笙神奇。

那只葫芦笙被摩挲得发亮，五个竹管像列队的精灵。傈僳族的婚礼要跳三天三夜，葫芦笙便是仪式的魂。父亲是婚礼上的“瓦纳帕”（媒人），总能妥帖完成主人的托付。他张口就唱原生态的调子，没有歌词，全凭心意流转：有时像风吹过竹林，簌簌作响；有时像山雀在枝头嬉戏，啾啾鸣啼。唱到投入时，额角的汗珠滑进衣领，葫芦笙的音管上凝着细密的水汽，有人举着闪着五彩光的录音机，要把这调子留住。歌声、笑声在火堆旁缠缠绕绕，暖得能焐化冬雪。

新人拜堂的时刻，父亲端起那只盛着白酒的粗瓷碗，他不用纸笔打底，扯开嗓门便将祝婚词一气呵成，字字都带着傈僳山乡的朴拙与滚烫。

“傈僳人的姻缘，是天地牵的线，是祖宗认的亲。”他声音洪亮，像山风穿过竹林，“天上无云落不了雨，人间无媒成不了家——媒人是架在两山间的桥，是连起两姓人的绳。今天，我替两家人说句心里话，把最沉的祝福，给这对新人。”

“孩子们啊，日子是条长坡，得你扶着我、我搀着你慢慢走。要学山间的松树，根往一处扎，风再大也站得稳；要像溪里的水，心往一处流，再远也清清爽爽。”

他顿了顿，碗里的酒晃出细碎的光：“记着，你们肩上扛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日子，还有两家人的盼头。要把爹娘的白发放在心上，把老祖宗的规矩揣进怀里。愿你们的日子，像油茶那样越熬越香，像‘九大碗’那样越摆越丰。”

最后一声落定，酒碗在他手中稳稳一扬：“现在我话说定了——这对新人，是夫妻了！往后春种秋收，寒来暑往，手得牵紧，日子得过甜，直到头发像山间的雪，心还像初见时那样热！”字句像带着蜜，把气氛烘到顶点。在场的人齐刷刷“哦”地欢呼，我怀里被塞进鼓鼓的油纸包，水果糖的甜香混着父亲身上的松木味，成了童年最浓的底色。

他吹奏《一根竹子砍三刀》时，脚下总跟着调子轻轻颠晃，肩膀也随旋律微微起伏，像一株沐着风的竹。傈僳族人的骨血里，藏着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那竹上三刀，原是天地人三才的象征，是乐器与山河的和鸣，是人心与天地的相契，更是对祖先智慧的脉脉传承，对生命绵延的深深祈愿。

竹管里淌出的调子，带着草木的清香与山风的明快，连最羞怯的姑娘，也会忍不住踮起脚尖，让心事随着旋律轻轻摇晃。男女老少手拉手围着火堆跳，几圈下来有人汗湿了额头，他还能呼呼吹奏，肺活量无人能及。我总攥着他的衣角，他的步子越来越快，衣角在我掌心一拽一拽的，像有股力推着我往前。不知何时，我也跟着踮脚、左三脚、右三脚，两条辫子在肩上跳。父亲眼角余光瞥见，笙音忽然更欢了。月光下，他的影子和我的影子叠在一起，随笙声摇摇晃晃。

父亲总在深夜的煤油灯下修修补补。我趴在床边看他给竹筐收边，篾刀在他手里像长了眼睛，竹丝听话地弯成好看的弧度。“爸爸，你为啥啥都会？”他头也不抬地笑：“苦日子逼出来的。”可我知道不是——那些从葫芦笙里飞出来的调子，那些沁入心脾的祝婚词，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东西。

有次我发现他包角夹着张泛黄的纸，上面记着四五十对新人的名字，都是他做媒成的家。“傈僳人的缘分要靠歌声牵线，葫芦笙能吹开最紧的心扉。”他说这话时，正用编竹筐的手往我兜里塞喜宴带回的饼干，渣子掉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像撒了把星星。

后来我在县城读中学，回家时撞见父亲给新做的竹筛抛光。阳光从木窗棂漏进来，照在他鬓角的白发上。他忽然放下篾刀，拿起墙角的葫芦笙，调子还是《一根竹子砍三刀》，节奏却慢了些，像怕惊扰了什么。我想起小时候攥着他衣角跳舞的模样，忽然懂了，那些年从葫芦笙里飞出的不只是调子，还有让我挺胸抬头的底气——有这样一位能把苦日子酿成歌的父亲，前路再崎岖，我也敢大步走。

          责任编辑 黄薇

 

【创作谈】

用文字，接住时光里的暖

贺晓莲

 

接到写创作谈的邀约时，心里是藏着几分“战战兢兢”的——总觉得自己写作经历尚浅，还够不上“谈创作”的分量。我笔下的几篇散文，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敢捧着一颗真心打“感情牌”，可每次修改重读，眼眶还是会不自觉发热。不是刻意煽情，只是那些文字里，装着我再也回不去的孩童时光，也映着如今渐渐老去的父母的面容。

我对文字的偏爱近乎痴迷，尤其偏爱女作家笔下的温度。杨绛的通透、三毛的热烈、李娟的鲜活，还有攀枝花作家黄薇的细腻，她们的作品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罢纸质书，又在“喜马拉雅”上下载音频反复听。那些文字不像刻意雕琢的文章，倒像山间开满野花时，静静淌过的涓涓细流，温柔地漫过心尖，把生活里的细碎褶皱都悄悄抚平，格外治愈。

其实最初提笔写这些散文，没什么宏大的想法，只是怕日子走得太快。怕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暖，会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慢慢淡成模糊的影子。我总记得，他会把别人送的、自己舍不得吃的梨，悄悄揣在兜里带回家；会在赶路时，察觉总踩着我的脚后跟，便悄悄放慢脚步；会用布满老茧的手，编出能装下米面、也装下岁月的竹筐；也会拿起葫芦笙，让傈僳山的月光随着曲调流淌，柔得能绕进指尖。

今年八月，我们带着七十三岁的他自驾去拉萨。两千公里的路，他大多时候坐在窗边，眼睛亮得像个孩子。看见窗外的雪山，他会笑着念叨“这山尖儿比老家的竹子还直”；嚼着饼干歇脚时，又会忍不住畅想“布达拉宫的金顶该多亮堂”。累了就蜷在座位上打个盹，醒了又立刻精神十足。他头上还戴着那顶黑帽子，是年初去北京参加国际时装周（傈僳族服饰展）时买的，帽檐上的“北京”俩字被晒得褪了点色，可帽子依旧被他戴得笔挺。看着他走在拉萨的青石板路上，步子依旧稳健，忽然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原来从童年起，他就像一棵大树，默默积攒着力量护我长大；如今岁月流转，他自己也活成了一棵常青树，永远带着韧劲与暖意。

我写下的都是小事，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却串起了我眼里最生动、最珍贵的他——我的父亲。如果你读这些文字时，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那些藏在日常里的、没说出口的爱；或是想看看一个普通人，如何用一辈子的时光，把平凡的温暖酿成能传递的力量，或许能在这些细碎的片段里，找到一点熟悉的、属于家的影子。

         责任编辑 黄薇

 

【编辑札记】

记录、铭记与抚慰

黄 薇

 

这世上的文字，多半是在书房里写就的。但有些文字，却必须从泥土里长出来。贺晓莲的这组散文，便带着这般来自大地的、生猛的清气。它们不是被“创作”出来的，而是如一棵傈僳山寨的树，经年累月，自自然然地，在时间的风雨里站成了自己的形状。

贺晓莲对文字的痴迷，源于对杨绛、三毛、李娟等一批女作家作品的反复咀嚼。她从外部广阔的文学世界中汲取了观看的方法与表达的勇气，转而用这方法，无比专注地照亮自身所处的、那个可能被遮蔽的文化角落。

作为傈僳族的后代，她的笔锋探入的，是自家血脉的源头；作为一位自觉的文化工作者，她的书写，便不再仅仅是个人感怀的抒发，更是一场冷静而深情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她的文字，因此具备了一种双重的可信度：情感的真实与文化的精准。

她所描绘的父亲，是何等精彩的一个“人物”！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是乡里的干部，一个现代行政体系中的“齿轮”；可他腰间挂着葫芦笙，张口便是天地人伦的祝婚词，又是傈僳古老仪式的“魂”。在他身上，公章与篾刀，政策条文与山野小调，竟如此妥帖地融为一体，这位乡里的干部，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行走的“口传史诗”，贺晓莲的写作，便是以散文这一现代文体，为这部“声音的史诗”进行一场庄严的“转译”与“存档”。

在这里，父亲的背影，既是家的依靠，也是族的象征；童年的往事，既是个人的珍宝，也是时代的切片，它们藏匿于那些被赋予神圣性的日常劳作里。母亲的火草麻布裙，需要被木槌捶打百遍，才呈现那珍贵的月白；腰间的红羊毛腰带，必经七次浸染，才获得那跳脱的亮烈。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文明的精髓与坚韧，正是通过这样重复的、身体的、近乎仪式的实践，被一遍遍“捶打”和“浸染”进后代的骨骼与记忆里。

作者的笔是克制的，甚至是稚拙的，一如那些被她反复书写的布鞋、铁锹、木槌。然而，文学的大巧，往往就藏在这种大朴之中。她没有刻意去抒写“乡愁”，但那个“消失的梨”，却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乡愁隐喻——它以“缺席”的方式，构成了永久的“在场”。而那条被父亲踩塌脚后跟的羊肠小路，是两代人生命节奏的磨合，更隐喻着一个民族从山野走向更广阔天地的跋涉。

贺晓莲的写作是文化工作者的自觉与傈僳族女儿身份的彻底重合。她以笔为舟，所渡的，不仅是父爱的温暖，更是一个民族赖以辨认自身的精神谱系。这些文字，因此成为了一盏不熄的灯，它照亮的，既是贺晓莲一家的来时路，也是所有傈僳同胞在面向未来时，那条通往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的归家之途。

我们推荐这组文章，是希望读者能在贺晓莲的文字中，找到一种久违的感动。当你翻开这页，或许也会想起自己生命中的那棵“树”，那条“路”，和那个虽然“消失”却永远鲜活的“梨”。因为，所有真挚的书写，最终都是为了抵达我们共同的人性与情感的故乡。

 

【作者简介】贺晓莲，傈僳族，无党派，1985年12月生。盐边县文联主席，从事文旅、文艺工作多年。长期参与研究盐边大笮文化、盐边傈僳族文化。发表文章《走上国际时装周舞台的盐边傈僳族服饰》，创作歌曲《滋味盐边共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