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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百年诗歌评述
文章来源:《攀枝花文学》2020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0-12-22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诗歌重镇,千年不断血脉。四川诗人留在文学史上那些行云流水、光耀史册的篇章,或革故鼎新,开一世文风;或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从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唐代的陈子昂、李白、薛涛,宋代的“三苏”,到明代的杨慎,真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应了那句“蜀中多才子,文章天下奇”。

  一九一七年,中国文学破旧立新,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呼唤,白话新诗横空出世,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届时,四川诗人再一次异军突起,在中国诗坛上纵横捭阖,才情横溢,为新诗的发端和成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新诗上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题材广泛、作品众多。第二,创作出了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名篇佳作。第三,在表现技巧上勇于创新,提供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观念,丰富了新诗的艺术美感。因此,四川诗人的这些杰出贡献,使得四川新诗成为中国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流变历程更是考察中国百年新诗轨迹的缩影。

  一九二一年,在五四新文学的高潮中,郭沫若就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异军突起”,一部划时代的新诗集《女神》问世,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成规,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杰出的艺术造诣,开一代诗风,充分表现出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因而成为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为中国新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铸造成中国百年新诗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所以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同时期,康白情的创作独具特色,显示出白话文的强大生命力,作为新诗的主要倡导者,他对新诗的论述和探讨,是继郭沫若之后对中国新诗的又一突出贡献,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吴芳吉、叶伯和、王光祈等都是极富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诗人,在“五四”新诗坛中各自成派,积极探索新的语言表达以及意象构成,成为四川新诗的缔造者。

  及至现代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内部已然开始分裂,形成了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相对立的局势,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锋,四川诗人的贡献虽不如第一个十年那样突出,但也有不少独到的成就。四川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尽管粗疏浅露,但那慷慨激昂的战斗激情,是革命文学创作的最早成果之一。这种雄健奔放的战斗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普罗诗派的创作。这一时期,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的兴起,四川诗人在倡导和论争中,为推动诗歌大众化和左翼诗歌运动做出了贡献。

  抗战爆发,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其诗人群体表现出一种出于抗战救亡的神圣责任,自觉将自己的歌唱汇入民族救亡的大合唱。他们在抗战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以刚劲雄健的战斗诗篇,丰富了新诗第二次高潮的内容,并推动了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何其芳在这一时期革命理想鼓舞下创作的诗作,成为广为流传的名篇。陈敬容把西方现代派的诗歌技巧与中国古典诗词和新诗传统有机地融合起来,抒发出反抗黑暗迎来解放的强烈情感,丰富了新诗的表现力,开始了西方现代派的中国化进程。

  建国后,四川诗人率先谱写了一曲热烈高亢、充满豪情的时代赞歌。这部分诗歌是献给祖国和党、新时代与新生活的颂歌,它们无论在题材上,还是抒情方式和美学风貌上,都引领了随后“十七年”文学主流诗歌的书写基调。实际上在“十七年”文学的中期,四川诗人已经开始对新诗进行有意识的开拓创新,表现突出和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流沙河、梁上泉、沙鸥等。他们的创作在形式和题材上都为新诗的多样化建设做出了积极努力,其中有对当时新诗主流单调内涵的丰富,更有对新诗民族化、多样化道路的探索。一九五七年在成都创刊的《星星》发出让人振奋的“稿约”,表达了《星星》编者别样的诗歌观念,虽然这种期待在顷刻化为泡影,但这种观念和理想对当时中国泛滥的非诗倾向,还是起到了节制作用。

  一九七八年之后,一个多元并进的诗歌高潮正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四川诗人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巴蜀文化固有的基础上继承了五四传统,在艺术的创新方面继续锐意探索,为新诗主题创造出更多的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并构筑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九七九年具有先锋精神的《星星》复刊,给沉闷衰颓的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并为四川诗歌新一轮的热潮灌注了强劲动力,标志着高唱诗歌的新时期来临。这一阶段的四川诗歌与全国范围内以“朦胧诗”为首的“新诗潮”,以及“归来者”的吟唱同步,它们上承新文学传统,下启新的诗歌空间,呈现出一种以归来为主题、以沉思为基调的共同风貌。其时,四川“新潮”诗人叶延滨、吉狄马加等与“归来者”流沙河、杨牧、陈敬容等相当引人注目。

  随后“现代主义诗群 ”的崛起,将新时期四川新诗,乃至于中国新诗的创作推上另一个巅峰。从四川兴起的“第三代诗”席卷全国,成都成为新诗最重要的策源地。这些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从废墟上站起来,摆脱了长久以来的艺术饥饿与精神真空,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推动了新诗的“革命”。旗号林立的多元格局成为四川新时期诗坛的基本风貌,其中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宣称的理论和创作虽然独具个性,但总体上都以反叛为特色,以强劲的自我意识昭示现代情绪的多姿多彩,为中国新诗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九十年代,是一个物质主义和大众泛娱乐化的时代,诗歌不可避免落入边缘化。随后,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历史性争论,导致诗人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向度发生分歧,从而逐渐走向“个人化”写作,在无共同主题的时代,诗歌成为一种体现生命本身的现实言说。因此总体而言,具有时代影响力的诗歌不多,诗歌创作收获欠丰。四川诗歌在这一时期注重知识分子写作,但同样汲取民间写作的个人立场和日常生活化等优点,开始提倡诗歌写作的本土意识,强调在传统与先锋两端寻找平衡。

  新世纪的来临,文学自身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挑战。全球化的冲击使传统的诗歌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构与重组,当下的四川新诗写作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丰富性与驳杂性,诗歌不再是单独孤立的创作。出现了多元化的写作倾向,诗人们正从多种向度上探索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形成共存包容的局面。

  四川百年新诗是砥砺前行的美学历程,同时也是现代意识和诗艺的推进历程,其中既有令人骄傲的辉煌艺术成就,也有探索和尝试中的坎坷与曲折。通过对四川新诗百年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四川不仅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积极贡献,而且自身已形成了一种颇具区域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以史鉴今,四川诗歌将更好地挖掘自己的潜在可能 ,为中国诗歌的“四川经验”贡献更丰富的内容。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四川新诗的特殊经验仍然能为中国新诗的演进打开另一个别开生面的艺术天地。

作者:曾兴             责任编辑: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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