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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诗话(十二章)
文章来源:《攀枝花文学》2019年第6期 刘成渝  发布时间:2020-01-02
  

  诗歌,是人心灵中的一块圣地。她高于其他文学之上,有雪的色彩,有莲的本质;她高过大地,高过天空,有照彻宇宙的佛光。她可以让浊水清澈,让迷雾消散,让喧嚣安静,让走失的道路回归,让迷失的心灵找到出口。写诗是一种自救,也是一种抗争。

 

    诗歌不仅在于对灵感闪现的呈现,更在于构建。写诗,实际是紧紧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火花,构建有别于现有诗歌生态的建筑。它突出的是结构的巧妙、精致、完整;强调的是细节、局部、整体互为支撑,交相辉映;它拒绝的是复制、漏洞、缺失。诗歌以气统筹,与碎片为敌。

 

  诗是诗人对客观世界的心像反映,诗人与客观世界的距离,直接决定着诗写的差异,具体指直面诗写、近距离诗写和远距离诗写。它们无高低之分。直面诗写,是诗人将现实物象由外到内详尽地通过心灵这面诗性的镜子投射出极具主观特性的影像。近距离诗写,是诗人与现实物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视觉上抓住物象外部的主要特征通过心灵投出的影像。远距离诗写,是诗人根据对现实物象的认知,用某种能够体现物象主要特征的符号投射出来的影像。

 

  现代诗写已进入无先锋的时代,任何一个划圈者、举旗者都是幼稚可笑的。那些一味地破坏,貌似的开掘者,不是在证明新诗的成功,而是在告诉人们新诗诗写的艰难;那些划圈者不是在证明自己如何独树一帜,而是在告诉人们自己身处的绝境。现代诗写不是继续往前“开掘”,而是“回头看”的时候。要回头看从“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要去那些不断被我们推到的“废墟”中寻找闪光的东西。要打破壁垒,突破界限,将那些闪光的东西捡拾起来,种植在汉文化的土壤中,新诗或许就会进入一个丰收的季节。

 

  王国维论诗,以隔与不隔论高已;东坡之诗不隔,妙。他说:“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山谷则稍隔矣。”所谓不隔,就是语语都在目前。他认为“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妙处就在不隔,而“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调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纵观古今,隔与不隔,往往是作者才情所致。才高,信手拈来,历历在目。反之,则斧凿累累,雾中难辨。当下诗歌,已是无“隔”不成诗,追之者趋之若骛,以此为荣,实乃诗坛之大病。虽有人醒悟,以口语校之,大多无意,低俗,格调不高,甚至与诗渐行渐远,望有识之士振臂高呼,方可有扭转之势。呜呼! 

 

  汪国真现象,是传统审美习惯在其身上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中国诗词深入人心,得到广泛传播,其名句警言可以说功不可没。人们记住某个诗人,某个词家,往往就是其耳熟能详的句子。新诗发展近百年,大多数人记住北岛、舒婷、顾城等,可能就是他们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佳句。上世纪九十年代,汪国真风靡诗坛。近日,他的离世再次引发悼念风潮,最重要的还是他那些直抵人心富有哲理的句子,比如:“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等。汪国真现象不是偶然,朦胧诗之后,诗歌走向了生活、细节,强调的是叙述,突出的是一首诗的整体诗意,因此往往警句难觅。喜欢诗歌中富有哲理的名句警言,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审美习惯。汪国真诗歌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作为一个真正的诗写者,不应该忽视,应该客观面对。

 

  诗,一旦完成,其内部就很难抵达与穷尽。优秀的诗写者往往就是用最少的文字在一个园子里修建更多的通幽的曲径。每个读者进入诗的内部,都有可能走在不同的小径,看到不同的景致。他们或许可以从一条走进另一条,但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上品的诗,可以随着读者的进入,不断地调整、变换其内部的小径,生生不息,奥妙无穷,常读常新,像宇宙无法穷尽。

 

  诗歌叙事性的极端走向将诗歌似乎推向了“非诗”的地步。向既“有篇”又“有句”的传统诗写标准回归,是解决当下诗歌顽症的必然选择。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的出现改变了八十年代形成的诗歌生态,叙事性对现实经验的表现力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其实,叙事性不是现今才有的,也不是西方经验的输入。中国诗性文学由于叙事性的介入出现过两次大繁荣。第一次是由诗发展成赋;第二次是由诗发展成词。当下诗歌叙事性的介入,似乎给诗歌带来了勃勃生机。然而过度叙事化使诗歌语言缺乏张力,空间被压缩,诗境扁平化,成为分行的小品文,诗歌抒情性的文学功能似乎完全丧失。散文化、故事化一统天下,使诗歌严重偏离了走向,而如果将它们与真正的叙事文学相比,那又相形见绌了。因此,一些被认为“经典”的被人津津乐道的叙事性诗,也常被人讥之为“非诗”也不是没有道理。诗发展成赋和词的叙事性的特点,特别是宋词中叙事性的片段性、细节性、跳跃性、留白性、铺排性、隐喻性等对扭转当下叙事性的极端化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炫技,乃为诗之大忌。歌者炫技,往往只能是听觉上一时之享受,如水走青石,难入肌理,触动灵魂者甚少。舞者炫技,往往只是场景一时之热闹,如夜放烟花,瞬间即逝,难留痕迹。为诗者切莫为之。王国维在谈到文体由兴而衰时说“创者易工,因者难巧”等,说的就是许多文体到最后往往都是因为追求技术,走向衰落。新诗不到百年,虽然技术尚不完全成熟,开掘之任仍重,但把一首诗当做炫技的场子,在当下虽然不能说是风行,但已是初露端倪。把一首诗作为炫技的场子,就如同一个舞台挤满无数的僵尸,那场景就不言而喻了。真正的诗者,往往是藏技高手,能够把技术做到藏而不露。

 

  有人在诗中藏诗,用大量的空间制造无数的迷宫,然后将真正的诗藏在某个角落,像旧时女子的阁楼。大多数读者往往见到迷宫就知难而退了,只有极少数者可以抵达,透过窗户看到床幔中的诗,女子一样若隐若现,令人浮想联翩。于是,有人大呼,好诗!人们纷纷效之,然诗人才力各不相同,真正能够做到的并不多。有人灵机一动,尽修迷宫不修诗。有高手入诗,费尽心力,终不能见,担心世人讥笑,只得说有之,并倾尽天下赞美之词。有人慕之,前去取经,其人醉后洋洋自得曰:“好诗者,无诗也。无诗,何能找到?随意为之耳,谁说无诗?”来人恍然大悟,仰天大笑而去。

 

十一

    写作,其实就是发现。天地有大美。真正的诗写作,就是把目光伸入天地之间去发现它,然后去其遮盖,顺其纹理,疏通阻隔,除却杂质,将其剥离出来。而不是所谓的匠人,拿着锤子对着天地一阵乱敲,即使是一块美玉,最终也是敲断了经络,阻断了气韵,失却了灵性,变成毫无价值的僵尸。更不是无中生有者,坐在书斋,对一些文字进行搭接、堆积,造就无任何生命迹象的乱码,而自命不凡地宣称,其纯粹性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真正的写作者,其实就是代言者。

 

十二

诗歌,其实就是一个生命体在人世飞行过程中,身体与周边环境摩擦,散落的火花。因此,任何一个生命体,在他诞生的那一刻,就是一个诗人。他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闪现着诗意的光芒,他的人生实际就是用生命书写的一部长诗。而作为一个用文字书写诗歌的诗人,他更应该认识到如何将那些散落的火花,打磨成至真、至善、至美的宫殿,让人看得见里面生命的律动与张扬。否则,他构建的文字就死亡之殿,无任何生命的痕迹,仅仅是一堆文字游戏而已。

(作者:刘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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