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华三”，华山！》读后

普光泉

得到快递而来的《攀枝花文学》是2月26日夜里9点半，杂志为2025年第1期，总第372期——攀枝花开发建设六十周年特刊，其头条“特别策划”栏目发表了罗毅先生的《“华三”，华山！》一文，我当即放下手中正在编校的书稿，轻启捧读，墨香萦绕，通宵达旦。

从非虚构写作的专业视角审视，罗毅先生有关攀枝花“华三”与“华山”地名的历史散文《“华三”，华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非虚构文学在历史钩沉、叙事建构以及人文关怀等维度的典型特质。以下，笔者将紧密结合其创作特点展开深入且具体的剖析：

一、基于史实的严谨性：以考据筑牢叙事根基

多年来，罗毅先生的写作实践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文献资料与口述历史为坚实基石，这在其《喊魂》《红光 红光》《地龙箐：一个村庄的消失与一座城市的记忆》《攀枝花精神是怎样形成的》等文中可以看出。而在对“华三”演变为“华山”这一复杂过程的考证工作中，他以《攀枝花市建筑志》为追寻的由头——华北三公司机关曾驻大渡口，其简称“华三”逐步演化为“华山”，遂成该地段地名。渡口市人民政府所立“华山”地名碑，背面文曰：“原华北三公司驻地，后演变为华山”。又审慎且精准地引用了其他可靠证据，清晰且明确地指出“华北三公司驻地”的简称，因漫长的历史变迁而被误传为“华山”。这一考证过程，并非简单地罗列信息，而是精心还原了地名演变背后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官方碑刻的恰当引用，为整个文本赋予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种对史料进行深度挖掘与运用的方式，深刻且充分地体现了非虚构写作“以事实为骨架”的核心创作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创作方法在罗毅的其他作品中亦有鲜明体现。例如，在对攀枝花村起源的追溯探究中，他广泛且细致地结合了民国时期的地质报告、刘云志老人饱含岁月痕迹的口述内容，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留存的珍贵档案资料，从而多维度、全方位地构建起一幅真实可信、脉络清晰的历史画卷。

二、叙事性与公共记忆的激活：让历史细节重焕生机

罗毅先生在上大学时学的是哲学专业，“善思考”是他工作与生活的常态，他因而具备一种独特的创作能力，能够巧妙地将看似枯燥乏味的历史细节，转化为触动人心、易于传播的生动公共记忆符号。以“华三”与“华山”的误传过程为例，他将这一现象巧妙地置于攀枝花建设初期的宏大时代背景之下——华北三公司在当地短暂驻扎之后撤离，而随后到来的新移民因口音存在差异，在日常交流中逐渐改写了地名。这种叙事方式，绝非仅仅停留在解释地名物理层面变迁的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深刻揭示了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集体记忆所经历的断层与重构这一复杂过程。

同样的叙事技巧，在他对渡口邮政信箱代号的解读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一号信箱”“二号信箱”等看似简单的代号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讲述，他成功地将国家战略的宏观布局与普通建设者饱含深情的家书紧密关联起来，使得原本抽象、冰冷的历史符号，具象化为承载着“家国同构”深厚情感的生动载体。

三、微观视角与人文关怀：以个体经历映照宏大历史

在非虚构写作领域，罗毅先生常常善于选取普通人的真实经历作为切入点，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注入温暖的人文关怀。尽管直接提及与“华三”主题相关的个体故事尚不算丰富，但结合他一贯的创作风格（如对建设者家书细腻入微的分析、以及刘云志老人对攀枝花树充满深情的回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在处理“华三”这一主题时，他极有可能同样高度关注地名背后所隐藏的人群流动与身份认同等深层次问题。

例如，他或许会通过展现早期移民在地名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误解与持续的传播行为，巧妙地映射出三线建设时期“外来者”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这种深入的挖掘与呈现，不仅丰富了历史叙事的维度，更能引发读者对于城市身份形成机制这一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

四、结构布局：从具体物象到精神符号的升华

罗毅先生的写作，往往以具体可感的物象（如树、村、信箱等）作为起始点，最终实现向城市精神高度凝练的升华。在对“华山”地名的考证过程中，他并未仅仅局限于语言学或行政史层面的简单梳理，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地名误传这一现象，深刻隐喻了攀枝花开发过程中“集体记忆的流动性”与“历史真实性的辩证关系”。

这种从具象到抽象的巧妙升华，与他在《攀枝花精神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对“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等精神的精准提炼相互呼应，共同构建起一种独具特色的“以小见大”的非虚构叙事范式。这种范式不仅使作品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深刻，更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严谨且富有张力的整体感。

五、语言风格：平实与诗性的精妙平衡

罗毅先生的文本语言，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特质，即完美融合了学术考据所要求的严谨性与散文及散文诗所独有的诗意表达（他曾经发表过现代自由体诗）。以描述攀枝花树为例，他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详细、准确地考证了植物学名称与民间称谓之间的细微差异，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又以“攀上树枝头，寻找仙山至宝”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比喻，为整个叙事增添了浓郁的文学色彩。

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在“华山”地名的书写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一阵阵暖意从职工心中升起，飘向远方的家人；一封封家书飞来，传来亲人的嘱托：听党话、感党恩，誓做革命渡口人。”等等。另一方面，他运用简洁明了的史料陈述，条理清晰地厘清事实真相；再就是，通过巧妙运用“口口相传”“夜以继日”等带有情感色彩的词汇，细腻地暗示了历史变迁过程中人为因素所发挥的重要能动性。

六、历史信息量巨大：彰显出温暖三线建设者灵魂的人文关怀

罗毅先生作为攀枝花地方史志研究专家，其非虚构写作以详实的史料、多维的视角和细腻的叙事为特点，展现了深厚的历史信息量与人文关怀。其非虚构写作的信息量特征体现为：一是历史信息的深度挖掘与系统性梳理。比如，对地理与名称溯源、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关键节点的厘清（从民国时期常隆庆等地质学家的勘探，到新中国三线建设的决策——毛泽东“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着觉”的批示，再到渡口市更名攀枝花市的行政变迁）；二是体现多维视角下的社会图景（通过渡口邮政信箱代号的解析，唤醒建设者的集体记忆）；三是凸显非虚构写作的文献支撑与叙事策略（进行多源史料的交叉印证、力求文学性与纪实性的平衡，例如以“攀枝花树根形成凹槽可摆八仙桌”的具象描写等）；四是地方史与国家叙事互相交织（始终将攀枝花置于国家战略框架内，揭示出地方发展背后的国家意志与时代逻辑）。

罗毅先生的非虚构写作以“信息密度高、视角多元、文献扎实”为特征，既是对攀枝花开发史的微观记录，亦是对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宏观注解。其作品通过细节的真实性（如信箱代号、技术攻关）、叙事的层次性（个人—集体—国家）以及史料的互文性，实现了地方记忆的保存与历史经验的提炼，契合非虚构写作“以事实为基、以人文为魂”的核心精神。

七、非虚构的局限与突破：在边界中探寻平衡

若以严格的非虚构写作规范来审视罗毅先生的文本，或许会发现一些值得探讨之处：其一是口述史的真实性校验问题。例如，“华三”演变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是否经过多方信源的交叉验证。其二是文学化表达的边界问题。在地名误传的叙事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度依赖推测性联想的情况。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局限”的地方，却恰恰成为了其文本的独特魅力所在。他通过合理的历史想象，巧妙地填补了档案资料所遗留的空白，使得非虚构写作在“真实”与“可读性”之间成功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这种突破常规的创作方式，不仅为非虚构写作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例，更赋予了作品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

八、结语：作为城市记忆的非虚构书写

罗毅先生的创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记忆修复工程”。就《“华三”，华山！》一文来讲，通过对“华三”到“华山”这一地名演变过程的深入考证，罗毅先生将那些被时间长河所模糊的地名，精准地还原为城市开发历程中的微观历史切片。与此同时，他又巧妙地将这些微观切片融入攀枝花精神（攀枝花精神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其核心内涵包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和勇于创新）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中。

这种非虚构写作方式，不仅为地方历史文献提供了生动鲜活、极具价值的注脚，更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精心复活，成功唤醒公众内心深处对城市身份的强烈认同感与传承意识。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而文学的力量，正是将这些珍贵的记忆挖掘出来，传承下去。